【适之印象】胡适的政治理想-印象胡适


胡适的宪政建国梦
□季小岚

胡适与鲁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两人都曾经希望用“新文化的力量”改变四万万国人的旧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默小宝，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配合作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发起“新文学革命”的第一信号弹。此后，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文章，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虽然在“文学革命”的总体意见上乏力，但创作了大量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新文学作品。及时地为“新文学革命”推波助澜。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却渐渐从隔阂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
鲁迅早年留学于日本学医，但在一次看电影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明白了“治疗精神比治疗躯体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但可能因为他把父亲的死归结于“中国的传统中医太落后于现代西医”，进而影响到他对于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偏激式的不信任，并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设想了一个“乌托邦”，为此他准备要对一切“不符合他的乌托邦”的丑恶开战了。从始至终，他都习惯于用“医生的眼睛”——偏激的治病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结果他发现丑恶越多，揭露得越多，自己便越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最终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堪重负，1936年终于倒下。
而胡适留学于美国后霹雳剑踪，所学先是农业，但他认为学农违背了个人的兴趣。于是不顾兄长的反对转学到文学院，一学就是七年，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期间，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比一个美国人都兴奋”的参与了美国总统的选举活动，从而坚定了对于欧美民主制度的信仰。他认为“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确信，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乔丽娅中国只有学习了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旧国民性进行“革新”。他的一生都在为他的这一人生目标矢志不移地奋斗着。

胡适与鲁迅两个人都梦想“革新中国”小恩俊，但鲁迅的性情倾向偏激，他把100%的能量都投入到“旧社会的批判”，只知一味地四面树敌式的狂“破”而不知如何循序渐进地去“立”，最终导致自己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倾向“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建国，只图“一点一滴的渐进式社会改良进步”，他把50%的能量投入到“旧社会的批判”，把另外50%的能量投入到“宪政建国”的努力上。所以他总是不断激发前进的希望。胡适先生的“宪政建国梦想”，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社会运动”。
　胡适的“现实主义”建国，并不意味着“一味地与国民党政府妥协”，他们还时不时地吹响“唤醒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号角。1929年春天，在新月社同仁创办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举起了反国民党训政的义旗，杂志也由文学开始转向政论，相继刊出了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重量级文章，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不久《新月》被迫停刊。胡适在《人权论集》作序：“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不愧是中国第一批觉醒的“公民”。
鲁迅轮船简笔画，站在偏激的左翼阵营，向来不屑于《新月》这一边英美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鲁迅以一贯的语带讥讽，将胡适一班人马的“公民社会”努力判定为“随意说几句话哈轮裤，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的皂隶”。“对于胡适倡导的‘人权’、‘宪政’、‘法治’等，鲁迅实在是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鲁迅从根底来说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和兴趣。”胡适的英美背景与鲁迅的苏俄背景，决定了两人在政治与文化活动中的严重分野。现在看来，胡适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是在“宪政制度”方面的努力，而鲁迅在旧国民性批判方面居功甚伟。一个社会其实既需要批判型知识分子，同时也要介入体制的建设型知识分子”(邵建)。然而，纪，因为20世纪的中国国民文化还是一个“文化偏激”占主流的世纪，所以20世纪鲁迅的大旗高高飘扬，而胡适关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最后被彻底的边缘化。21世纪的今天郭敬明有多高，我们才终于明白了：胡适在中国社会发展大方向上的把握，才是最理智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保障民权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它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之初，汇集了中国左中右三派重要知识分子，堪称一时之盛。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宣传主任林语堂，盟员有鲁迅、郁达夫、胡愈之、沈钧儒等人。次年元月三十日，成立了北平分会，又有胡适之、蒋梦麟、成舍我、梅贻琦等四十余位教授、校长加盟，以胡适为北平分会主席。几乎从北平分会成立开始，胡适等人就与宋庆龄、鲁迅等左派人士，在争取民权的手段和目标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左派倾向偏激主义，主张对“现实社会”作最激进、最无情、最全面的抨击。宋庆龄等左派为了向社会控告政府监狱酷刑，让胡适等人到北平监狱做调查，胡适经张学良同意夜色妖娆，组织一个调查团到北平监狱查访，发现宋的《控告书》并不完全真实，有很多地方纯属个人意想捏造。这样的声明让宋庆龄、鲁迅等左派极为不满李汝革。最终他们赶胡适出会。胡适被开除后，蔡元培、林语堂等持中间立场的人士也大失所望，渐行脱离。不久，轰轰烈烈历时仅半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个很好的“倡导公民社会建设”平台，就这样因“良莠不齐、内斗不断”分崩离析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一条龙，三个人三条虫”，内斗、内耗，政治如此，民间如此，文人圈子也如此，这样的旧文化传统太浓厚了。和偏激左派分道扬镳后，胡适等人整顿右翼力量，继续自己的“民主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的努力千本樱歌词，1946年国民党政府终于承诺结束一党“训政”，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胡适等民主改良派路线几十年的呕心沥血，终于看到了希望，然而不久爆发的国共内战使一切都化为泡影。内战之初，他咬着牙关作着最后的努力，发表《两种根部不同的政党》，希望国共双方在容忍异己的雅量上，采取合作谅解的态度，共同推动中国政治的大革新，度过政治危机，避免全面内战，共同把中国建设好。然而交战双方都是以自己的“党国”利益至上，中国的前途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如何又岂放在心上？四年内战之后，国民党倒台了亚门钢太朗，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远渡美国。

　晚年回归到台湾的胡适，继续自己的争取“宪政建国”梦想。对胡适打击最大的是震动台湾岛的“雷震案”多杰克。雷震是胡适的好朋友，两人曾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由于《自由中国》杂志屡次冒犯最高当局的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名逮捕了雷震和《自由中国》部分工作人员，对他们严刑逼供，《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不久，台湾军事法庭又判处雷震10年徒刑。胡适又震惊又气愤孔雀台，他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王顾左右，不予理睬秦少白。胡适无可奈何，连呼：“大失望，大失望。”　1960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召开异界刀皇，胡适推辞不过，带病做了25分钟的演讲。他借此机会，再次批评中国古文明的守旧、固执，力主向西方现代文明看齐，老调重弹重提“新文化运动”。遭到台湾社会旧派文化界的攻讦与围剿，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和谩骂的地步。胡适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又病倒了。连他71岁的生日，也是在病床上度过的。1975年狂情暴君，蒋介石病故，蒋经国继位，蒋经国是一位深受“公民社会思想文化”影响的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公民社会”“民主社会”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社会最终不可避免地想这一方向发展。于是他选择了“开明政治”，主动向“民主社会”道路靠拢，1986年开放党禁，1988年举行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公民自由大选……
20世纪末，民主思想在台湾社会最终成为主流，这离不开胡适等一批批自由知识分子长期的一点一滴的倡导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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