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考察】连载下—清代北运河漕运与张家湾改道-北运河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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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为堵筑康家沟与河道自然裁弯
清廷既决定仍以张家湾正河为漕运主航道，便谕令加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清淤挖浅，以利漕运。但不几年，张家湾段河道淤浅更加严重。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冬，水势涨发，河道淤浅更甚，难以行船，直接影响到漕运顺利进行。无奈之下，清廷做出了次年漕船暂由康家沟行走的决定，同时依旧声明要重视和加紧“挑修张家湾河工事”。所以，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仓场侍郎萨彬图、李钧简禀明暂由康家沟河段挽运漕粮时，依旧遵照清廷旨意，加紧挑浚张家湾河道。
漕船走裁弯截直后的康家沟河道，完全是由于张家湾正河淤浅严重、水流平缓迟滞、不利于行船的缘故，也是当时最经济、便利的方案，却在朝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一些朝臣坚持经由张家湾道行漕，否认康家沟河道的优势。为此，清廷令吏部右侍郎德文、仓场侍郎李钧简会商直隶总督，率同通州、永定河河道坐粮厅及管河各员，再次查勘北运河张家湾段水情和运输环境。
根据一干人马的实地勘察，清廷对张家湾水环境的情势更加明了。除了对张家湾河道之所以呈弯形岳麓小说网，前人于此筑城、建转运码头“自有深意”，暴雨山洪使河道“逐段浅阻”的缘由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外，对康家沟河道的信息知道了更多。德文等人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尽管走康家沟河道，计程只有6里，但是“康家沟水一直下注”，“地势北高南下，最易宣泄，必致上游淤浅之患”。本年暂以此段河道济运，是不得已之举，况且此时康家沟河道“已多溜激坎阻等事”，并不适宜行船，继而得出了“挑复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抄河，方资经久，尤为势不容缓之工”的结论。建议“兹漕务将竣，应即估计筹款兴挑”。这一意见，与嘉庆六年和宁等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事后不久，的确因康家沟“河头、河尾溜猛，兼多坑坎，牵挽维艰，事竣后仍请堵闭，复归张家湾正河”。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初，清廷以德文、李钧简奏报为依据，谕令堵闭康家沟抄河，工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全权负责。不过，在堵筑康家沟河段的过程中，原计划的时间和具体负责人均有调整。
原定于二月二十日康家沟段挂揽合龙，开放河头。由于西北风大作，“水长溜激，两坝平蛰迎门埽亦被掀去，迨抢至二十七日，又复蛰陷”。为此恐怖杀人医院，温承惠由武清驰赴康家沟，相度河形，看到“原做两坝，经两次冲激，蛰陷势成，入袖断难”，遂决定“仍由原建坝基堵合”。即“令由东北向西南顺水筑坝，徐徐逼溜，俾形势直趋挑河，以期堵合康家沟”。时因主持通永道的禄宁另有差委，又飞调永定河道陈凤翔前往督办。三月初二日，陈凤翔抵达康家沟，“率领员弁兵夫，昼夜攒办。至初七、十一等日，旋堵旋蛰，幸抢护加镶，得以平稳”曹杨职校。十五日午刻，“挂揽合龙，层土层料，追压结实”，且将原做坝口一并镶筑，作为重门保障。至此，堵筑康家沟工程方告完工，坝口牢固，康家沟抄河断流，“大溜全归故道，漕拨船只，衔尾而上，悉由新挑张家湾正河行走”。
康家沟堵筑合龙工程稳固后湖羊吧，温承惠又向清廷提议疏浚张家湾浅淤地段，并就工料、费用问题一并提出。其中云：“张家湾正河淤塞多年，当日原估之员，意存节省，挑挖稍嫌浅狭。诚恐伏秋盛涨，河身不能容蓄，及致康家沟坝工吃重，请将浅窄河面加挖宽深。”由此看来，尽管堵筑了抄河康家沟长瑞华通，但张家湾的河道并不顺畅，淤浅段不少，需要加大投入，挖浅加宽。
可是，河道自然流淌和异常摆动，非人力所能始料。至六月间，北运河水势异涨，“普律漫滩”，且由“康家沟迤东平地冲出河身一道，夺溜而行”，致使张家湾正河全部淤浅，“重空各船暂由康家沟行走”。七月二十六日，清廷谕仓场侍郎达庆等就近查办汇报，以明情势。次日，达庆又接军机大臣字寄上谕一道，主要内容是转达温承惠奏报的“确勘张湾一带河道情形及粮艘暂由康家沟行走事并筹办缘由事”。其中云：“本年南粮在江南、山东一带攒行迅速，比较往年早至两月，而自入北河以后，顿行浅阻。现在军船自严州所以下，尚有千余只在杨村一带停泊。到通起卸，又需时日，不免濡迟，甚为廑虑。此时张家湾正河淤浅，重空各船虽暂由康家沟抄路行走，而该处河流直泻，不能久为容蓄。目下节逾白露，已届消水之时，若再水落沙停，军船岂不浅搁?”为今之计，“先须乘康家沟水大之时，将重空粮船一律攒行，勿令一船浅阻北河。斯为第一要务”。同时又提出，“统俟军船全出北河以后，再将张家湾堵口事宜熟筹办理”。为此金兰湾，七月二十九日达庆奏报：因“张家湾正河水落沙淤”，本年粮船仍暂由康家沟行走。现在粮船经走康家沟极其顺利，起先担心康家沟“水势直泄，预将筹办挖淤”的想法已是多余。
由上可见，嘉庆十三年，不仅漕粮经走康家沟，而且清廷根据温承惠的奏报，令达庆等人将转运漕船作为第一要务办理，并及时“挑挖深通”康家沟河道融合视讯，以期“水小之时，仍可蓄水，行船不至阻浅。水大之际，又可多为容纳，不致旁趋漫溢，以图一劳永逸之计”。俟本年漕运完成之后，再考虑张家湾堵口事宜。清廷对张家湾改道的态度已悄然改变。
八月十六日，达庆等人经对康家沟与张家湾水情、河段地形等进行勘察后，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对策和利弊：张家湾和康家沟地界毗连，西高东下，张家湾之地势较康家沟高出数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安志杰肌肉。“现在张家湾正河被大水冲刷成滩，绵亘十数里，俱已干涸”。若要挑挖，“非深至二丈，不克济用”。可是要在康家沟河道建坝，“苦无生根之处”，故“今春两次修筑，皆归淹没”。如若另行建坝，尚需要加高培厚，并添筑长至数里的坝埝。而迤东地面更低，恐将来水大之时，水势东趋，漫溢冲刷，既不能入张家湾正河，又不能归康家沟旧溜，导致漕船无路北上，则关系非轻。达庆等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北运河漕运只有改行康家沟，才能得以保障的建议，并陈述了其可行性。大致有四点：一是“康家沟上下，皆接大河正溜，并非无源之水。今年大水之后，向来所有坑坎难行处所，均已冲刷平畅，化险为夷”。二是河上有“汕出湾环四处，无虑直泻不能蓄聚”。此与之前所勘察的康家沟无湾环、溜激直泻的结果已经大不相同。三是经对以往一般年份里“张湾未淤之先，该汛呈报寒露节后水势消耗之处”的情况加以调研，得知张家湾水势“总不及现在康家沟水势之通畅”。四是询问旗丁、水手、往来商船人等，皆称康家沟本系抄河，今已冲成大河，水面宽深。若修复张家湾，恐误漕运。可见，达庆等人的言下之意是：在康家沟河道筑坝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漕粮改行康家沟的条件是成熟的。于是提出了即“自不若仍由康家沟行走，较为安顺”的建设性意见，奏请清廷“仍由康家沟行走，试看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达庆所奏报的漕粮行走的康家沟，并非嘉庆六年铁保提到的超河，而是嘉庆十三年六月北运河水涨，平地冲出的河身，即“康家沟行船之新河头，并非上一年坎阻旧路”，而是“河宽溜平”的一段新河道。所以，为稳妥起见，才报请漕粮仍于康家沟东河段行走一年，并奏请清廷委员前往查勘，再定夺是否以此处为正河。
关于漕运河道自张家湾改至康家沟一事，早在达庆等人之前，直隶总督温承惠已有奏报。即如前文所述，嘉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温承惠奏报了确勘张家湾一带河道情形及漕船暂由康家沟行走事，表明北运河的主河道已经不走张家湾正河，“大溜由康家沟坝基迤东百余丈处，平地内冲成河槽，约长一里有余，归入康家沟旧河。其原旧河现转淤成平地，致张家湾正河两岸淤滩”。淤塞的张家湾河道“长有200余丈，水深仅尺许”，其“下游一带间断淤塞已十里有余”，漕船万难行走。
清代通州水道全图
四 、漕船行走康家沟的最终选择
面对不同意见，为慎重起见，清廷又派曾任仓场侍郎且熟悉河务的刑部尚书吴璥，率同永定河道陈凤翔、通永道禄宁等前往勘察水情。嘉庆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后，吴璥等人沿“流水沟、小神庙一带直至康家沟河头、河尾”，对水势深浅进行了测量，在逐细查勘的同时，还详加访询，最终认同了温承惠、达庆等人所奏报的水情形势，奏明北运河河道在张家湾与康家沟之间摆动已有经年的实情。
吴璥在奏报中坏痞子，详述了康家沟抄河与新、旧河道之情形。结合档案中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康家沟张家湾新旧河图”，便可知晓吴璥提到的“康家沟原本有一条抄河”，是为康家沟旧河，即嘉庆十二年萨彬图、李钧简奏明漕船“暂由该处挽行”的那个河段，也即嘉庆六年铁保最早奏报的“超河”贺家铁。这段旧河位于后来冲出的河道即新河之西，早年“分流无多，近年渐次掣溜，张家湾正河遂日形淤浅”，以致船只难行。而康家沟新河，即如吴璥所说，“本年六月间，水势异涨，普律漫滩，另由康家沟迤东平地冲出河身一道，夺溜而行。不但张家湾正河全已淤平，即上年走船之康家沟河头亦复淤塞。现在康家沟行船之新河头，并非上年坎阻旧路，是以河宽溜平”。可见，嘉庆十三年七月达庆、温承惠等所言的康家沟行走漕粮的河道，就是这段新冲出的河道。
在吴璥的奏报中，不仅区分了康家沟新、旧河道，而且还有仔细测量的河道数据，分析了漕船行走康家沟和张家湾的利弊。吴璥主持测量了康家沟新河。其河面宽三十余丈至六七十丈不等，水深六七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当时节令已逾寒露，“水势尚极深通”。也复勘了已经淤成高滩、“并无河形”的张家湾正河。经测量，其滩面高于康家沟水面九尺，自河床计算，则高一丈八尺余寸至二丈一二尺不等。吴璥认为，若要修复张家湾正河，计长有十数里，至少挑挖二丈三四尺，才有可能掣溜，“所费已属不赀”。而该处全系沙地，“并无老滩坚土可立坝基”。即便按照温承惠所说的“自西岸温家庄老坎至东岸高滩止，筑坝一百七十余丈”，虽可以堵合丛林肉搏攻略，但至夏秋时节，一旦发水，“坝底浮沙见水即溃坝，必蛰陷。兼之普漫之水，仍可越过坝头。倘又另冲沟槽，又将夺溜他徙，则张湾正河仍不能保无淤塞。虚掷金钱，犹在其次，恐漕船更无路可行，所关非小”玛丽嘉兰。所以，吴璥认为欲满杏林，这也是温承惠称“堵筑康家沟仍无一劳永逸之策”的缘故。
吴璥通过实地考察和测量，对众论所顾虑和踌躇不决的“康家沟形势直泻，不能蓄水，恐致上游浅阻”等问题也做出了回答浮影暗香。吴璥等经对康家沟以上河身逐段测量，得知其深处在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只有刘各庄、小神庙、流水沟三处河床浅涩。但此三处河道原本就浅，即便是在张家湾正河行漕期间，每年也设有刮板，并非康家沟直泻所致。另外，在康家沟河道数里之内，也有湾环四处，即如达庆所言的康家沟新河道里有湾环四处，“非竟系直河”。在康家沟河岸，孔垂燊吴璥还“亲见剥船装米二三百石，扬帆而上，居然已成大河，毫无艰阻。较之张湾旧时正河，更为舒畅。此康家沟向未运漕，而现今行船极为顺利之实在情形”。为慎重起见，吴璥又访问了来往商船及居民人等，这些人对漕粮走康家沟“均无异词”。
值得一提的是，吴璥作为一名谙熟水利的技术官员，对利用北运河水资源、张家湾改道等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了“顺水之性”的论断。其在奏折中言，经“层层细勘，再四筹维”，窃谓“河势变迁，今昔本无一定，无论旧河新河，总以形势顺畅为断，未便拘执一见。如果康家沟堵筑后，可保无虞，则挑复张湾正河，自属经久，正办即多费数十万帑金，亦何敢存惜费畏难之见”。“今查该处地势，西高东下，又系浮沙，康家沟业已刷成大河，迥非从前分流沟港可比。若必欲拘泥复古之说，而不论现在情形，不特挑河筑坝、帑项虚糜，倘转至河槽错出、梗浅难行，势必误漕，关系殊非浅鲜。况康家沟溜稳河深，现已船行甚利，并有湾环四处，亦不至直泻为患。与其挑已塞之旧河，仍不足恃，自不若就已成之新河，顺水之性”。
尽管北运河漕粮连续几年走康家沟，但其与复归张家湾主张的争议一直很激烈，直到嘉庆十四年才最终得以解决。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巡视通州漕务给事中史上了有关北运河康家沟河道难行，宜复张家湾故道的奏折。其中提到，北运河“河道各处，俱属深通，惟该处淤浅。及五月底甫经暑雨，该处河流便已迅疾。现在水势险溜十分，又无牵道，挽运维艰，且无堤岸，不能停泊郭的秀全集。据报漕艘被水冲击，多有损坏。盖因河道径直，旱则浅阻，潦则湍急，不可以常行”。请示清廷先令总督温承惠就近查勘情形，堵筑部分河段。“俟本年漕竣后再行钦派大员会同相度勘估，将康家沟设法堵筑，疏浚张家湾，复还故道”。七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温承惠就康家沟新河定为正河一事再行奏报。其中分析了两段河道拉锯的经过和最终选择康家沟的理由。温承惠认为，自嘉庆六年大水之后，北运河张家湾和康家沟段河道摆动已有九个年头。漕粮时而走张家湾河道，时而又经康家沟段，二者相较，后者更为便捷。并举例说道，嘉庆六年时，康家沟段已冲刷成河中段反导，但张家湾依然作为漕运的主河道在使用，而一些回空的漕船和民间载货的红船为“贪图捷便”，经走康家沟。进而分析水势，指出河头在康家沟“竟致夺溜”，而张家湾则“日形浅阻”，乃至地势高于康家沟的事实。强调指出，比起张家湾稍高地势而言，康家沟坦荡低平，水性就下宽缓，济运漕船得力，上下往来，“咸资稳利”。
综上可以看出粉刷匠钢琴谱，面对北运河张家湾段自然裁弯截直现象，一些臣工从实际水情出发，提出了利用自然河道以济运的合理建议，清廷在耗费巨资疏浚、挖浅张家湾，堵筑康家沟旧河失败之后，方才作出顺应自然水道变迁的决策，漕船改行康家沟。如此，已经淤塞严重的张家湾河道久之干涸废弃。
五 、结语
嘉庆年间北运河张家湾段改道，是一个自然现象，从中显示了清人对水资源利用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水利现象的观察判断能力，也反映了京畿漕粮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包括疏浚河道投入的人、财、物等巨量经济成本，致使张家湾改道成为一个和清王朝统治相捆绑的大事件，这些在吴等人的奏折中均有显示。人们选择新旧河道，不仅有涉“拘泥复古”的意识问题，还与对地势、季节、水情、筑坝等知识和技术层面的认知程度有关，正因如此，才导致漕运是走“正河”还是“抄河”的争议持续了9年。从铁保始，至吴璥终，其间和宁、德文等人执意走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的意见和行为，是不顾张家湾、康家沟河道变迁事实之错误判断褚一斌，而温承惠、达庆等人面对康家沟水情优势，从水环境变迁的实际出发，多方分析求证，为清廷最后决断漕船走康家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凡此，皆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系统。
张家湾改道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北运河长度缩短，由乾隆年间的360余里，缩短到嘉庆年间的330余里。这是翻检档案时，笔者发现的一个问题。弄清了张家湾裁弯截直的事实，北运河长度缩短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此外，此后的北运河水位线与乾隆朝相比有所下降，其是否与改道，或者说与北运河水系进入枯水期等变化有关，尚需另文讨论。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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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李梦婷（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