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春秋】楚国外交部关于屈原投江一事答记者问-天使之谭
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5日，楚国前大夫屈原在楚国境内的汨罗江投江自尽。
屈原投江一事最开始只是被汨罗江当地的地方媒体所报道，新闻被报道后，很快便引爆了整个社交媒体离魂机，无数网民自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悼念这位爱国的伟大诗人和楚国前大夫。
根据汨罗江当地网友发布的微博可以看出，当地居民自发地来到江边为屈原送行，大家纷纷以划龙舟、撒粽子等方式寄托对屈大夫的哀思。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奔赴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有网友甚至在微博上喊出“楚国政*府欠屈大夫一个道歉”的呼声。尽管该微博很快便给网管删帖，但无数网民还是以各种隐晦的言辞来表达自己对于此事的不满，关于为屈大夫平反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事件的持续深入，聚集在汨罗江两岸群众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大家纷纷就屈原之死发表看法，称其为楚国最杰出的诗人和最具良心的政治家。
很快，大家便把不满的情绪对准了楚国政*府，部分情绪激动的群众开始在当地政*府门前聚集，要地方官出来给大家一个说法，并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多辆警车被掀翻，数位群众被警方带走。
屈原的死除了在楚国国内引发巨大骚乱之外，还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
屈原投江后的第二天，秦国、齐国、赵国等其他诸侯各国纷纷就此事发表讲话。尤其是屈原曾出使的齐国，其发表的措辞最为激烈，称楚国政*府背信弃义，是楚国单方面撕毁齐楚之间的友好条约，所以才导致主张“齐楚合作”的屈原悲愤投江，楚国政*府必须对屈原的死负全责。
相比于齐国措辞强硬的表态，秦国的态度则更为微妙。秦国官方对此事不置可否，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答记者问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表示遗憾”。
尽管秦国官方没有明确表态，但秦国丞相范雎却在其个人微博上转发齐国政*府的官微声明，在转发时还评论道：“齐国此言大是，屈大夫之死完全是一场政治冤案，必须要有对对此负责！”
眼看国际国内局势都如此被动，楚国最高领导人楚顷襄王坐不住了，宣布在王宫召开了御前会议。
随后，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一、决定当晚以楚国外交部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诸侯各国通报屈原投江一事；
二、由楚国中*央宣*传部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楚国境内所有媒体不得炒作屈原投江一事，并严控所有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
三、对屈原本人投江自尽一事定性，称其“自绝于人民”，是不顾全大局的个人政治作秀，必须受到严厉的批判。
御前会议结束后，楚国外交部连夜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对整个过程做了微博直播。
在答记者问的环节，有秦国记者问道：“屈原之死，是否意味着楚国政治改革的终结？”
楚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道：“楚国的改革事业是全体楚国人民的选择，是先王楚怀王的英明决定。屈原作为前大夫，不但不思如何积极推进改革事业，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改革，所以最终才被流放。”
有赵国记者问道：“民间有传言称屈原之死是因为政治不得志，是被人故意设局陷害。请问楚国对此如何回应。”
楚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道：“屈原作为怀王时期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不但不思效忠大王和报效国家打领带教程，反而多次诽谤朝政，严重干扰了楚国党内的政治生活。此外，屈原一贯与中*央政*府唱反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擅自与齐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不折不扣的楚奸。楚国中*央政*府对屈原的放逐和惩罚是正当的，也是合乎楚国法律的。”
在楚国外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宣*传部门已经将通知下发到了县级地方政*府：各媒体不要炒作屈原投江一事，屈原投江完全是个人行为。有人以此攻击楚国与怀王，甚至要国家为屈原平反，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对屈原投江一事，中*央政*府已有定性，媒体不得擅自刊发屈原投江等照片。此外，若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到长江中投粽子，甚至划龙舟搞纪念卓琳妹妹，相关部门必须依照楚国法律按寻衅滋事处理相关人员。
第二天清晨，楚国各大媒体纷纷就屈原投江一事发表了专题社论。
《楚国日报》发表社论《处理屈原是王心所向，民心所向》，《楚军日报》发表社论《跳江也无法挑拨王与楚国军队的血肉联系》，《环楚日报》发表社论《王法不会为跳江者折腰》，《郢都日报》发表社论《从屈原事件看外国使节的拙劣表演》，《楚国都市报》发表社论《请屈原交待跳江经费来源》，《郢都日报》发表社论《屈原是楚奸和带路党》……
楚顷襄王的三招果然奏效。
屈原投江一事便被迅速平息，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歌舞升平。
历史的时针走到了公元前223年。
秦王赢政遣老将王翦，统帅秦师六十万，势如破竹地攻入楚国，楚将项燕战死，楚军全军覆没，楚王被俘虏，楚国彻底灭亡。
当然，历史走到这里并没有终结。
灭楚后，功高震主的王翦遭到秦王猜忌北原里英，自动交出兵权归隐山林，他的孙子王离以防备匈奴的名义被秦王调到北方戍边。然而，十年之后，项燕的孙子项羽带领楚国义军在巨鹿彻底摧毁了王离率领的秦军，王离在被俘后又被项羽杀害。
当年灭楚国杀项燕的时候王翦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孙子十年之后竟然会死在手下败将项燕的孙子手里。
当然，他更想不到，统一天下的秦始皇被后人骂作“暴君”陈小津，而那位被楚国政*府唾弃的屈原竟被誉为“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两千多年后的中国政*府甚至命令全国各族人民放假一天。
王翦当然想不到。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令人想不到！
附文：端午聊聊屈原的糊涂帐
作者：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端午节又到了。又要吃粽子、划龙舟偏爱折火一夏，纪念屈原啦！《幼学琼林·岁时》不就说了吗？“端阳竞渡，吊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灾。”
一、其实吃粽子划龙舟本来都跟屈原无关。
其实端午跟重阳一样是避灾。五月五日这一天，乃春夏交会，阴阳两气交冲之时，故曰午。午者，啎逆之啎也。人在这时最容易生病，所以要喝雄黄酒，挂菖蒲艾草、煮水洗浴、佩香囊等以辟厉气。包粽子、划龙舟以祭屈原，是后来附会到这个节日里来的，起于南朝梁代《荆楚岁时记》以后。
至于爱国诗人屈原，嗨，这称谓和形象也是后来形成的。
二、《楚辞》不是屈原作的
据《史记》所载及学者们考证小城天长网，屈原是楚国的宗室，楚怀王十分信任他，常命其稿拟辞令，因此被同僚嫉妬。谮于王，遂被疏远。又曾出使齐国，想联合齐以抗秦。秦张仪则欺骗了怀王，使与齐绝交。楚要攻秦，又被秦所败，在外交上左支右绌。屈原劝谏，惹恼了怀王，竟遭放逐到汉北。后来虽得召回，可是怀王仍误信秦国之谋，入秦与秦昭王相会，被执，死于秦。其子即位，为襄王独步天下宅猪。仍不喜屈原，再度放逐他。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作有〈离骚〉〈哀郢〉〈天问〉等文。
汉文帝时贾谊即曾作赋吊屈原；淮南王所网罗的游士们也作过〈招隐士〉召唤这位王孙归来；严忌作有〈哀时命〉把屈原之哀普遍化；东方朔的〈七谏〉则等于一篇屈原传论，以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等一一叙论屈原的哀感；王褒〈九怀〉也类似，分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雍、株昭，以怀屈原；还有刘向的〈九叹〉，亦是如此，含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等；此外就是王逸的〈九思〉，悯上悼乱、守志哀时，情况也一样。
这些作品，刘向把它集编成《楚辞》一书，王逸续为增订，并作了《章句》。它们跟屈原的作品，无论体制、风格、内涵上都相涵相发，此唱彼和，共同形成一部混声大合唱，开后世仿拟某体之先河，为同一主题作品之大结集。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荒谬的景象：历来文学史，常把《诗经》跟《楚辞》看成是同一类的东西，以《楚辞》直接《诗经》，说是屈原所作。韩泰善
这是缺乏史学之基本条件或能力的做法，不能真正建立历史知识。为什么？
现在，我们若用可能是战国时人编的《周礼》来大谈周公的创制，用可能是魏晋人编的《列子》来谈战国时刻御寇的思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笑。然而我们在文学史上却大谈屈原的《楚辞》，不可笑吗？
《楚辞》乃是东汉顺帝安帝时人王逸所编，收罗了贾谊、淮南王、东方朔、王褒、刘向、班固等人，以及王逸自己之作，凡十七卷，上距所谓屈原，已相去约五百年了。可是我们却以之大谈屈原如何如何，仿佛《楚辞》就是战国时继《诗经》而有的一本集子，又仿佛即是屈原及其门人宋玉之作那样。
三、未必有屈原这个人
而且先秦文献绝不见屈原其人任伯儒 ，后世所考证的屈原姓名与身世也疑点丛生，光是生卒年就有十几种意见。《史记》叙述屈原的一些话，恐怕也是褚少孙等人所补天使寄宿者。而〈离骚〉中谈到的人物，更都是中原的，没有楚国的先王先公。至于屈原流放的时间、地点、次数，学者们考来考去，更是众说纷纭。
故历来因为相信真有这样一位大作家，而去考证其生平履历，并试图确认《楚辞》中哪几篇是他所作，又各作于什么时候，而形成的“楚辞学”，其实只是一大笔糊涂帐。《楚辞》中根本与忠君爱国、哀时命、怨世沈江等无关的辞章，例如〈九歌〉〈天问〉〈橘颂〉等，那些楚辞专家们却都偏要朝屈原的身世与精神状态上去硬套，当然更会引发无穷争论。
四、汉人对屈原的建构
战国时逞口舌的纵横游士，到了汉代，尚未消失。刘项争霸时期，娄散、蒯通等都属于这一类人。文帝以后，诏废诽谤妖言之罪，除关禁，又诏举贤良，于是游士更进一步晋身于官僚体制中。情况与六国时诸侯及名豪公子养士，并没太大的不同。如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窦婴在平七国之后“游士宾客争归之”。
武帝以后，中央集权渐盛，丞相卫绾奏：凡治申韩苏张之言者，一体皆罢。又严助出守会稽，武帝赐书谓：“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均可证明汉初纵横之风仍盛，故武帝亟思抑遏之。仅有的一些．则渐渐都集中到他自己身边来。
可是游士一旦进入中央政府，成了皇帝近侍，士也就游不动了。武帝之本意殆亦在此。网罗才俊，赏其辞令之美，而实不免“俳优畜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而且，战国时期的游说，是具自主性的。士凭本身才具，游走于诸侯间，嘘朽吹枯，足以纵横捭阖，颠动世局。诸侯王对之，亦是以礼敬的方式来供养他们。在中央集权的政体底下，游士却只能集中到皇帝这儿来，不再能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的洒脱。在皇帝周遭，亦等同豢养，只能仰侍宠幸。情况与战国时迥然不同。
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前者表现为对京都畋猎、郊祀宫殿等等的赞颂。后者则表现为〈幽通〉〈思玄〉，答宾之戏、解客之嘲，其主题就叫“士不遇”。
董仲舒、司马迁都写过〈悲士不遇赋〉。而士不遇亦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慨叹，乃是汉代士人普遍的哀感。而这种集体感情所投射的对象，便是屈原。
但无论如何，在汉朝人心目中，屈原这个人及他这样的身世，是确实存在并与许多人有心灵共鸣的。
到底是屈原的身世遭际令他们兴感，抑或时代集体意识投射于此一人物身上，并创造出了如此这般的屈原，虽不能遽断；然而屈原和那一堆表达士人哀时命、悲不遇、效忠悃的辞赋，无疑最能说明汉代士人的特殊心态与处境。
这也就是屈原这一类辞赋被特别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的缘故。《楚辞》中大部分是汉人作品，但把屈原宋玉景差等一系列主题相近、风格相同、体制相仿的作品集编在一块，正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建构。
而且，透过汉人这样的编辑作业以及对文学传统的建构，使人产生《楚辞》等于屈原作品，且是紧接着《诗经》的作品之印象澍青医学院。许多诗史文学史在《诗经》之后便接着大谈《楚辞》如何如何，浑没考虑到《楚辞》根本是汉代所编，其中且大多为汉人所作〈若以王逸本为准，时代大概已到了东汉顺帝以后。而所谓屈原之作品，更皆已由汉人修润过。
这只能说是汉代把这个传统塑造得太成功了，所以才令人产生如斯错觉。
五、屈原怎么又变成了爱国诗人？
屈原是汉人早已推崇过的，但宋人所见，颇与汉人不同。
从汉到唐，看屈原，都是有褒有贬。贬的说他露才扬己，褒的则是拿屈原替自己高洁而不遇的生命做类比。喜欢屈骚的人，也只从哀志、伤情等角度来看其文辞特色，谓其怨悱，足当“发愤为文”之典型，如韩愈说：“楚，六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送孟东野序）、裴度曰：“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寄李翱书）阮文雄，都是这样的论点。金雨轩
依此评价，《诗》《骚》便异，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升旗手事迹，论此最晰。说后世诗人均受屈子哀怨精神之影响，以致《诗经》的大雅之风久已不闻。
宋人的讲法，则一是把《诗》《骚》关联起来，以诗统骚；二是改造屈原的形象。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把骚跟诗连结起来看以后，屈原的形象便也扭转了。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泪妾，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泸县四中，不能再如颜延之〈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云云这样，只做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苏轼〈屈原庙赋〉说：“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落泪成金，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曲秀丽？”跟颜延之的视野就完全不同，认为屈原是对宗国即将颠覆而忧。
后来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此大加发挥，并在后叙中说：“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具亡哉！”大有借屈原表达自己做为一个天下士的信念之意味。
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稍后的朱熹注，依然沿续这个思路，序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其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深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
不以词人之赋视屈，亦与陆游说莫只以诗人看杜相同，重点是要人学习他的爱国情怀。屈原的形象，便因此而重构了。
历史，流变纷纭啊！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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