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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板台面【通道转兵】通道会议历史上的“三个第一”-微美通道

全部文章 admin 2018-03-08 606 次浏览
【通道转兵】通道会议历史上的“三个第一”-微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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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会议历史上的“三个第一”
曾祥勇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负责人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军方向问题,史称通道会议。会后,中央红军师实质性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军路线,转兵西进州,史称通道转兵。通道会议因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之后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生的改变红车命运的重大事件,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而永载史册。
第一无棣方圆,它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重要会议。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就组织形式而言,这一过程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7个系列会议。7次会议围绕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并共同构成完整的的历史链条。其中,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的紧急会议德立教育,是毛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后第一次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发表正确主张,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转兵西进贵州的决定,为实现伟大转折打开了通道;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会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走向成熟坂下麻衣,因此这次会议成为实现伟大转折的标志;而1935年3月10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根据战时指挥需要,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现实基础到此己经完全成型,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回归正确路线,也标志着伟大转折的完成。
把通道会议看作是伟大转折的开端,既是时序概念也是前因后果的固有的逻辑关系,通道会议与后续会议密切相关、一脉相承。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而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定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缓宁、靖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特别严重的是,掌握红军政治和军事决定权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石猛,仍然坚持按照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为了正确引导红军行动方向,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和李德。会上,“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会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黎平进发,避开了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刘伯承后来回忆说:“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打几个胜仗傅善祥,使部队得以修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正所谓“方向决定出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通道会议,就不会有危急时刻的通道转兵,也就没有后来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深层次看富贵论坛,通道会议及其通道转兵解决的不仅是单纯的行车方向问题,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领导的斗争,会议全程体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斗争、民主集中、勇于担当等长征精神。这与后来的遵义会议的精神高度吻合,是遵义会议重要的思想难备。正如陈云所说:“遵义会议是基于在湘南和通道的争论而由黎平会议召开的。”这就进一步表明,通道会议与遵义会认具有无注割裂的内在关联性和历史逻辑性,它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起始性事件。
第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决定革会命问题的第一次实践。通道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此时中央红军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是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的经验”;“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由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仓促转移,不断陷入被动。 与此同时,试图改变错误军事领导的斗争也在加紧进行。毛泽东在“11月长征途中 ,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h7n1,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厦“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即博古) 在军事指挥上的信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后来,周恩来、朱德也认为毛泽车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红军突破湘江、攻占通道县城后,中央即时决定召开负责人紧急会议进行研究。
通道会议发生了激励争论。会上迷你可爱多,毛泽东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锦绣侯门,力陈继续北上湘西的厉害:“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对此,与会多数同志表示赞同张乔翔,但还是没能说服李德、博古放弃到湘西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李德中途愤然退离会场。会后19时半,“中央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湘敌与陶广一路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杨伟鑫,郑艳东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达洪州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谈到通道会议时说: “在到达黎平之前永远的马里奥,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建立联系”,“毛泽东又粗爆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
通道会议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以中革军委“万万火急”电发军事命令,足见当时情势之急迫。这种情况下不具备讨论深层次问题的条件,所以“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直到遵义会议才得以实现。但这毫不影响通道会议的地位。通道会议在李德中途退出情况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最终决定转兵贵州,防火板台面实质上排斥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从根本上动摇了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领导体制,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决定中国革命问题的开端。在当时情形下,这是食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它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得以逐步形成的重要拐点。通道会议有两个重要历史背景:一个是代表正确军事领导路线的毛泽东这时已经处于“靠边站”状态。在此前的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占据统治地位,1934年1月中其六届五中全会达到顶点。毛泽东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早已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1962年6月, 他在出巡南方同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谈论通道会议时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思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程彤颜,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会议的另一个背最是,由干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到达通道时已经几乎濒于绝境,干部战士茫然、焦虑油城信息港,怨气很大。据刘伯承回忆:“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滑竿吧。”部队中“明显地进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而据聂荣臻回忆:“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通道会议使错误的军事领导被紧急叫停,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重新得到中央认同发泥怎么用。可见在主与辅、危与急、顺与背问题上,通道会议具有“分水岭“意义。
通道会议作为伟大转折系列会议的开端,还使毛作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当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是“迷雾途中盼太阳”,迫切希望毛泽东出来主持大局、挽狂澜于既倒。如聂荣臻回忆: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那时,王家祥同志......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大妞范官网。通道会议毛泽东重新发声,正好顺应了干部战士的期待。而此后的一系列实践也证明了由毛泽东来领导的正确性。通道会议后的第二天,萧锋在日记里写道:“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 毛主席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建黔滇川边苏区,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大家感到有办法了。”
通道会议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其实事求是的作风、敢于担当的魄力再一次得到展现,“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的观点逐步形成共识。尤其是这次会议已经实质上重新执行毛泽东的主张,这为毛泽东后来重新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上做了有力的关键铺垫,也成了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历经“靠边站”到“再主事”的一个拐点。34天后,“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 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从此,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逐步形成,中国革命开始沿着党所开辟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进。因为通道会议的历史贡献,今天的人们把通道这个湘西边陲小城,誉为中国的“转运之地”,红色旅游日臻红火。
(作者系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来源:《红军长征与湖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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