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云霆肖清和：我的苦难，我的大学-文竹的烟火生活

于云霆一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
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一年宝贵的时间。12岁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我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机会。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家里实在没钱。
结果，班主任代我交了钱。我考了全乡第二名。然而，这个成绩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喜悦，相反，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从哪里能弄到学费。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却因为有钱，可以花钱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村里有个好心人，也是同一姓的家里人，想资助我上学，我很高兴。可是，很快希望就落空了。因为他家里人的反对，他也不得不放弃资助我的想法。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和我家共养这头牛的大爷，总是批评我放牛不认真，说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争辩，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1980年我出生于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就去世了。大叔脚残疾。二叔是个瞎子，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活。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境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20世纪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个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母亲的那个朋友睡在一起。突然，有邻居急匆匆地大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门，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夺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一群男人则冲进我们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带到老屋大厅。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我看见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做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母亲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而父亲又软弱，因此母亲和我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有一件很屈辱的事，现在想起来，依然让我很痛苦。那时我还很小，一个邻家妇女和我母亲吵架，结果她拿起淘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在农村，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长不大。
二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叫他“黑佬”。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还时常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养了一头猪。我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交学费，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

那一年冬季，父亲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去外地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的孩子送衣服或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地上课，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后来，师傅带我外出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我师傅是弹棉花的。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那时，我身体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艰难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地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交学费，却听从邻人的建议一起去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次天正在下雨，母亲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因为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她的那个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五年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那时也非常艰苦。虽然母亲改嫁了，但她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嫁到的地方也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让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继父家的财产，并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也因此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尽管阻力重重，母亲还毅然坚持让我上学。不过，很幸运的是，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尽心尽力的，尽管他有时也忍不住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坚持，因为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总让我一筹莫展。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马路上尘土飞扬，那时我是多么恨汽车！我恨它们耀武扬威地在我面前驶过，而留下令人讨厌的漫天灰尘！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重新充满了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会时不时塞给我10块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
可是，有一次，由于粗心，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因为吃不饱，父亲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我吃不完就带回家，因为可以给猪吃，不能浪费了。那时没有多少粮食，一次，大叔很饿，就找到我书包里留下的干粮。可是这些干粮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无论我怎样哭泣，无论我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
回想大叔去世前一年的暑假，父亲外出打工了，我睡在床上，大叔早上起得很早，去干农活了。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使劲地用脑门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我想好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
三
初中三年很快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我们学校的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收我的学费。因此，我还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年级第一。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会定期接济我一些钱，班主任、英语老师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们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不嫌弃我家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地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
镇里离家5公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弄得我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时候，我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地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
高二的时候，在班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学习任务日益繁重，我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1999年高考，我估的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七八十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建议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
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我1.65米），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大吃一惊。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诅咒的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村民们马上给我家送礼，张罗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地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接待我的老师问：“你是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被人误会。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学校里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而且是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大四时，我申请了贷款，同时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
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无私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2006年到2008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直到今天，除去在香港的两年，我在北大生活了整整8年。其间，欢乐多于泪水，幸福多于痛苦。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我还是忍不住很痛苦，尤其是想到自己还没有能力让母亲安享晚年，心中甚是愧疚。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青春》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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