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八】农民堕泪之碑-益阳在线

远去的后街之充闾悲歌（8）
农民堕泪之碑
谌建章
为弥补充闾原作的大量缺失，明非的爸爸不知是一个怎样的机缘，找到了大哥几十年前的一位故旧，请他回忆与大哥有关文章的往事或细节。
注意，这不是一般的回忆，像前面刘震君等充闾的学生回忆老师那样，也不是对现有的44篇文章的回顾，而是44篇之外的其他文章或文字的补充或追记，其难度比找几个学生或一般的故旧便难了许多。然有志者事竟成，这种不一般的故旧竟也被邓校长找到了。他，就是胡有祺，湘西一位高级经济师。
遗憾网上没有任何他的相关介绍，只有一篇又一篇他结合本职发表的经济论文，且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储蓄业务要向“双通道”发展
胡有祺
【摘要】：正在储蓄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现行储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表现之一,是受老储蓄观念束缚,业务停留在单行道(只办存款)上,而没有适应社会需要,向双通道(有存款,也有贷款)发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谈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增多,储蓄引导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支行
下面，便是这位胡公的回忆：
邓充闾先生在《社会评论》当主编时，还利用益阳同乡会的经费办了一个《益友》刊物，也是时政性的，他经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诗文。“那些文章有不少是揭露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风气低下，及同情人民疾苦的死亡代理人，可以看出作者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因而我认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正直善良的优秀青年……有两件事到如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两件事，一件就是邵阳那桩黄金案，一件则和咱益阳有关。
胡公说：益阳这件事发生在1948年2月，当时益阳有个箴言乡，该乡有个农民叫邓梅魁。这天早上，县警察队长率3名队员冲到他家，不问青红皂白便将他五花大绑，枪杀在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吊坑子下，旁边的溪水都染红了。这两件惨案发生后，全省全国舆论大哗，共同声讨。邓充闾为此也发表了两篇檄文，质问“青天白日，滥杀无辜，真是惨不忍睹，人间何世？”
胡公说的箴言乡，现在没了，笔者估计就是后来的石笋和邓石桥两乡之和。因为石笋有个“箴言书院”，是益阳泉交河人氏、晚清一品大臣、湖北巡抚胡林翼募捐创办的，当时估计是将受此沾溉的附近乡镇统称为箴言乡了。邓梅魁所属的地方叫邓石桥，解放后和石笋一样，都独立成乡了。

邓梅魁横遭杀害的惨案，不仅现在的网上有载，周立波故居所在地的清溪村还有他的墓地。墓地就在立波故居接待处旁，笔者前不久还特意去过，2015年由益阳高新区出资重新打造了一番，除焕然一新的石碑石墓，墓后还矗立着镌有烈士生平和名人题词的纪念墙，墙后的小山上，有纪念亭、风雨廊等附属设施。只是如单看那一千来字的烈士生平，一般人不会有太多震撼。但如果知道事情的原委，就不一样了——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国民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颁发了“二五减租”法令，即凡地主向佃农收租法师驾到，自此法令颁布之日起，须对原定租额减收25%。对此，地主们当然有抵触，加上这年湖南大旱，其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佃户却拥护这个法令。箴言乡就有两位农民，一个姓罗，一个姓雷，根据这把尚方宝剑，对按原额收租的地主说不了逝去的爱李安！
地主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联合起来，向县长行贿。该县长行田郭伊娜，名植，湘西龙山人。看过老汉《谢声溢》的微友可能还记得，此人是当年谢声溢为还197师师长周鸿恩借他“机翼噶”的人情，请他派一位打过仗的人来担任益阳县县长。虽然这位田县长在“兴百废、举百业”，组织修复古城墙上立了功，但在金钱面前，却与他的前任，那位包庇“国旗贪污案”的何县长没有二致。加上此时谢声溢已调任徐州，他便放心大胆地收下了这笔可观的贿赂。
于是，在田县长的授意下，县警察局便以“通共”的罪名，将这两个拒绝交租的农民打进了大牢。
至1946年9月，湖南当局见中央的法令在基层没有落实，便以省府的名义再次重申，“要依法执行”云云。然地主们依然故我。
现在想想，这党国也是有味，天下自有地租以来间谍鼠，就种地交租，天经地义，交多交少，自有契约，你现在看到共产党因土地问题而获得农民拥护，就想以此来笼络人心。难道不知，这对那些横征暴敛惯了的土豪劣绅，不是龙口夺食，与虎谋皮吗？
由此也想到，1947年解放区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土地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并非共产党人心肠特别的狠，而是如果不废除旧制度，不剥夺地主和土豪的田产，他们能乖乖就范吗？所以现在有人一提暴力革命，就摇头，就如丧考妣，作恨恨状。殊不知，暴力革命在暴力年代，自有它的道理。说共产党暴力革命不合法的人，绿原酸就等于要求武松，对那只武装到牙齿的吊额金睛大老虎要讲和平。
当年的邓梅魁，年近半百，虽有妻室，却无儿女，忙时作田，闲时杀猪，为人仗义，敢说敢为，乐于替大家办事。他见县里不执行上头法令，还抓走两人，便来到县农会，找了理事长孟昭云，请他支持“二五减租”，并要求乡、保（村）两级也成立农会。这，可能是老邓受过去共产党“闹农会”的启示。这国民党的农会虽也叫农会，却只是在县里挂挂牌子，下面没有“腿”。
孟昭云作为县农会负责人，早就对自己这个光杆司令不满了，于是便暂定邓梅魁为箴言乡农会常务理事，到全乡农会大会时再正式补选。老邓有了这顶帽子，回到乡里，不仅箴言乡的两级农会起来了，其他各乡也见样学样，都成立了。一场类似于1926年那样的农民运动，在益阳这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便轰轰烈烈燃烧起来。
农民抱成了团，这二五减租便无条件执行。对此，箴言乡当年还有个统计，说少交25%，就等于少交了3万石。按一石等于120斤来算，全乡佃农等于一年多打了近400万斤粮。
到1947年，省府在中央基础上，又颁发了“三七五限租护佃”令。这次地主们的租子更少了，但你奈何得了农民，能奈何得了农会？在地主婆娘和姨太太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喊中，箴言乡的佃农喜笑颜开，又少交了500万斤。

土豪劣绅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有资料说，全乡有72名地主，共筹集贿款折合谷子3000石，又直接买通了县长。于是，这位被3000担金灿灿稻谷迷了心窍的田县长，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于是，1948年2月这个震惊天下的惨案，便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邓石桥发生了。
很快，凌潇潇该惨案就被长沙的《中央日报》报道了。紧接着，《湖南日报》《国民日报》《晚晚报》，还有上海的《新闻报》，香港的《华商报》等，均一一作了转载。
《中央日报》长沙版虽说在长沙办付玉龙，但它的主管却是中央。为什么它的嗅觉如此灵敏，竟然抢在地方媒体的前面姚梦瑶？乃因该报采访部主任孟树德是益阳人，与益阳县农会理事长孟昭云是中学同学，且还是他的族侄。另外，这个孟树德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即中共党员，是《潜伏》里的余则成，是中央党报一个实实在在的“峨眉峰”。
国民党省军管区参谋长、后和平起义的参与者、益阳老乡蔡杞材看到各媒体的报道后，即写了一封信，并寄了50万元法币给邓家，表示慰问。信中写道：“闻邓同志惨遭杀害，不胜痛愤。我回益阳竞选时，曾看到邓梅魁，他是一个十足的乡巴佬。此次被杀，当然是冤枉。”

旅省益阳同乡彭国钧、丁鹏翥，还有我们后街的这位邓充闾主编，均在报上发表了声讨文字。其中，邓充闾是这样写的：
“邓梅魁与我家相隔很近，我在乡里根本没有听到过什么凤鸣山，这明明是杀错了，应该替他伸冤。让邓梅魁死在清水里，含笑九泉。让后起的农民能够纪念这位为农民利益奋斗的先驱者，让邓之死看出土豪劣绅阻碍减租限租运动手段的厉害，让邓之死更加强政府实行减租限租的决心。”
到底是主编，聊聊数行，落笔有据，掷地金声，且还文词泊漾！
凤鸣山，乃凶手或当局臆造的一个所谓反政府组织，诬说邓梅魁是头。虽没因此而百度出“找出幕后”“惩办真凶”等文字，但也因了充闾和同乡这几篇笔下起风雷、纸上生狼烟的檄文，还有邓梅魁的老婆披麻戴孝跪在省高院喊冤，无疑给县、省两级当局以巨大压力。迫于压力，最后的结果是：“县长（田植）撤了职，专员滚了蛋，省主席（王东原）也下了台”。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柳河天气预报！
当然大家别担心，这个滚蛋了的专员绝对不是谢声溢，谢专员早在1946年秋就被调到徐州绥靖公署去了。
到11月11日，县里出面为邓梅魁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大会收到挽联200多幅，其中有省府要员送的，如充闾的老师、省社会处处长刘修如的挽联是：“牺牲自己，为农前锋”，省地方民政局局长肖训的挽联是：“是为民而死，毋忝尔所生”达奇钓鱼网，后五字取自《诗经》，即没有愧对父母的意思。还有孟树德、孟昭云叔侄包括邓充闾，都送了花圈，题了词。
参加悼念的农会会员有上千人，仪式后举行持香大游行纳土纳群岛。队伍从清溪村出发，经高桥、谢林港、新市渡、洋溪江、山门坎、石港湾、楠木塘歌月十夜，再返回来，行程40余华里。游行游到哪里，沿途的农民就自动持香参加。队伍像一江春水，越流越长，最后足有5华里。长长的队伍中有锣鼓100余套，洋号洋鼓10余件，鸟铳、龙灯若干。一路鸟铳开路，锣鼓喧天，鞭炮不断，香烟缥渺。许多农民痛哭流涕，不知如何来感谢这位农民领袖……（以上数段均取材于赫山区党史办《箴言乡农民运动》）

足见：为众人而死者，亦为众人所敬。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
游行后，在邓梅魁的墓地建了一座1丈6尺高的纪念碑，上面镌着：“农民先烈邓梅魁先生之墓”。反面则刻有“农民堕泪之碑”，是遵孟树德口授而为。邓梅魁的妻子陈佑秀从县里领得100石谷子，得以抚慰。




除上述两件大事，胡有祺还说了一桩旧闻：
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和谈时，发表了一首不朽之离骚——《沁园春.雪》。一些全国级的文化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柳亚子等都赋诗唱和，因其地位和名望，蒋介石对他们有看法，却没办法。不过一般知识分子就不敢如此了：端着蒋公的饭碗为毛公帮腔，那就不只是饭碗的问题了。然邓充闾却不管这些，在他任主编的《社会评论》上，就发表了好几首和词，其中当然也有他自己的。
胡友祺由此而点赞：除了一定的辞赋功底，还须有相当的政治勇气！
不过因年湮代远，这位胡公可能忘了原词，只笼统地说和词“站在人民一边，歌颂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抒发了国富民强的良好愿望”，却没将充闾的原词附上。
对这位胡公，除了是高级经济师，还是诗词高手。1997年，他写过一首《庆祝湘西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
土家苗寨笑声喧，协力同心四十年。
已变“盲肠”成胜境，要将贫地换新天。
勇挑作主当家担，共谱辉煌锦绣篇。
今日神州连喜报，万民百族舞蹁跹。
另外一首《他乡游子正思家》，则透露他原来是益阳人：
他乡游子正思家，话到乡关兴倍赊。
安化糍粑南县藕，沅江桔子赫山茶。
山清水秀资江美，物阜民丰故里佳。
更有桃江名远播小日向美久，美人窝里尽朝晖。
恐小伙伴们不懂，鄙人又好为人师地指出，第一行的“赊”莫作赊解，而是高的意思。
最后，胡公还回忆，充闾做主编时，为家乡益阳创办了一个《社会评论》的子刊苏伊奥斯在哪，叫《益友》。所谓子刊，估计是不要另外去买刊号了吧。邓校长为此亦补充，他当年见过这杂志，说该刊不仅团结了一批益阳的文化人，还和《社会评论》互通有无箭穿万里，如益阳方面有不好上的稿件，《社会评论》便义不容辞，当然《社会评论》有不好上的，或稿件拥挤时，《益友》则为其分流。
好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有一半时间是在百度，这不，图片栏里竟轻而易举百度出了这本刊物。估计应该是益阳的，右下方显示为“1950年1期”。此时虽已解放，但距解放才三个月，何况邓充闾已参与了和平起义，其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军部机要室主任”。

只是遗憾，他主编的《社会评论》，百度过也搜狗过，只发现一本由“社会评论社”印行的叫什么《锈剑》的书来。

邓校长自然和我一样，总想多找点大哥当主编的往事。下面三件虽与主编无关，却发生在当主编的那两年——
1946年11月，充闾参加了当时省府主办的县长录取考试，分数进入了前二名。同乡故旧均赞叹不已，认为在强手如林的考场内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这自然也成了他后来到宜章当县长的一个充分条件。
1947年1月，充闾与国师同班同学戴聪顺女士登报订婚，7月，在长沙正式举行结婚典礼。登报订婚，现在看来很老派了，但当年无疑是受英美发达国家之影响，是礼仪和时髦的搞法。上面说到他学生刘震君找了一名南下干部，笔者就曾想起女人是“菜籽命”这个民间说法来，就私下哀叹过充闾的夫人戴女士，本是花开并蒂、如鼓琴瑟的一对，可结婚仅四年，就因新政权的肃反，而阴阳两隔如参商了。

这年，充闾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事业对他的一笔馈赠，这便是《中国宪法论》的出版，且受到教育部嘉奖并获金奖。该书是对1946年底出台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诠释与解读。邓校长说，兄长的大作虽不乏涂脂抹粉，但从理论和学识来看，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述。因当年宪法确立的“主权在民”，是现代宪法的一项根本原则。2015年年底“习马会”时，马英九在提到制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时，还谈到了这部“主权在民”的宪法。



因为该著述，充闾在“天下湖南网邓姓——湘人著述”中，也有一席之地。
时年充闾仅27岁，没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文字修养，是难竟这一事功的。
是年10月，充闾辞去《社会评论》主编职务，专职湖南省政府视察。
总还想找找他与《社会评论》相关的事，却没能如愿。虽如此，却也打不到兔子捞了几根草：
一个叫王典谟的，1946年于重庆国立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在湖南省民政厅社会处任职，并任《社会评论》编辑，1949年去台湾三维试衣，任过“教育部部长”，后入美国籍。2009年7月，美籍华人、著名教育家的他，向益阳侨兴职业学校两次捐资共75万元。是编辑而非主编，且又是益阳人，当年如果是被邓主编看中，自然很正常。
民国三十五年，《社会评论》第28期登载过贺龙的讲话，但没说具体内容。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正值充闾当主编，他胆子再大，也不可能在党国的期刊上登载“匪首”讲话吧？再一细看，后面有“征集湖南文献”等字样，便释然。贺龙虽是异党，还是异军，但他是湖南桑植人氏，其讲话属“征集”范畴，也是自然而然滴。
民国三十七年，该杂志还登了这样一件事：一老汉在京广线淦田（株洲县）站买了火车票。上车时，因旅客太多，挤得连缝都没有，气喘吁吁的他最后被甩站了。去退票时，服务员打着官腔:“有什么票退，明天再搭!”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窗。作者不无讽刺地说：挤不上车想退票，没座想退票，简直是做梦!
消息虽小，却透露诸多信息：一是聚焦虽在车站，却会让人反思这个政府，该有多少制度不合理；二是该报道发生在充闾走了之后，即使惹出祸兮兮，也无需替他担心；三是根据前后一致的报道宗旨，也无需为充闾后怕，他的辞职绝不是因言惹祸，或宣传赤化什么滴。
最后也可见出，作为社会评论期刊社社长的刘修如，对民情的关注和对舆论的宽松是贯穿始终的，再加上他在邓梅魁事件上的态度，所以，这也是他八十年代两岸互通后，受到长沙故旧欢迎和上层礼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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