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百年故事】东迁的哈萨克族（一）-阿克塞在线



东迁的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初入甘境情况
酒泉境内的哈萨克族原居新疆阿勒泰、巴里坤等地。
20世纪20年代初，曾有零散的牧民和商贾小贩，骑马乘驼沿丝绸之路来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游牧经商。1915年至——1919年间，新疆巴里坤哈萨克人沙吾提巴依等，常驱驼队代商户驮运货物，来往于丝绸之路甘新地段，在与汉族人交往的过程中，渐通汉俗，渐识汉语。1919年驱驼运货入甘均码是多大，归途中骆驼染病死亡过半，余驼多病乏瘦，不堪长途跋涉，于是留居玉门南境之鱼儿红（月儿混）。沙吾提巴依见其地水草丰美，不几年驼马增殖，牛羊肥壮，便产生久居之意。便嘱托同来者返故乡，携眷招邻，相率东来，在鱼儿红一带游居田园无小事。此几部相随者共8户，是为20世纪哈萨克族移居甘肃之始。
民国13年（1924年），巴里坤哈萨克族部落头目阿特齐巴依（也称阿其巴依）大唐酒徒，通古什巴依，因抢劫哈密王总管尧乐博斯，为尧追迫通缉，闻听沙吾提巴依在安西、玉门一带之消息，遂率部21户来玉门鱼儿红与沙汇合。据《甘肃哈萨克族百年大事记》记载，阿特齐巴依和通古什巴义来玉门鱼儿红后，“见沙财富，杀沙而分其财，从此内部互相警惧”。
1928年，此几部游移到马鬃山一带，因草场争纷，相互侵扰不能相安。后又因抢掠蒙古和绥新商人驼队，为安西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与马鬃山保卫团击败于公婆泉之白石头，后旋返新疆巴里坤。至此，甘肃境内除了零散的哈萨克族商贾小贩外，别无哈萨克族踪迹。
1936年至1939年间，新疆阿勒泰、巴里坤的哈萨克族曾先后有四大批，三万余人，离开新疆途经马鬃山、安西游移入甘，游居于酒泉南部的祁连山、托赖、玉门鱼儿红、敦煌南山（现阿尔金山、祁连山西段）、疏勒河两岸，史称“哈萨克族大东迁”。
迁移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批（1936年1月）：新疆巴里坤部落头目阿都巴依（也称阿德巴依，艾德巴依等。属塔斯比克部落，是年60岁），因逃避捐税，又惧于谣言，率其所属部113户、565人，驱赶着数千头（只）牧畜徙来马鬃山。同年6月，离开马鬃山，经过安西，到了玉门鱼儿红、托赖一带。此一部称为哈萨克族大批入甘之始。
第二批（1937年7月）：新疆巴里坤部落头目叶里斯汉（也称作艾里斯汉，爱力斯汉等，塔斯比克部落“乌库尔台”），因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政府有杀父之深仇大恨，遂率所属部178户、890人，赶着牲畜离新入甘。相随者有1924年从甘肃返新疆的阿特齐巴依（佳迪克部落头目）、通古什巴依（叶斯道列提部落头目）及其所属部落42户、210人。叶里斯汉是年26岁。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几部哈萨克族入甘后，阿都巴依与叶里斯汉开始争夺入甘哈萨克族总头目。阿都巴依在新疆时任本部落“章盖”（乡约），入甘后，向哈萨克族牧民索集征收黑马400匹，并毡毯银两等，贿赂肃州驻军马步康旅长，求任为“台吉”。叶里斯汉在新疆时继父之职为“乌库尔台”（总管），其职在阿都巴依之上。来甘后见阿都巴依被委为“台吉”，深为不满。于是，是年8月，叶里斯汉所属部以及阿特齐巴依、爱力巴依等，联名请国民党甘肃七区专署“愿举叶里斯汗为千户长”。同年9月4日，七区专署将哈萨克首目暂委为：
驻鱼儿红哈民总千户长叶里斯汉。
驻鱼儿红哈民台吉阿都巴依张美瑶。
驻鱼儿红哈民乡约阿特齐巴依。
驻鱼儿红哈民乡约爱力巴依。
驻鱼儿红哈民乡约哈木克。
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令专署特委叶里斯汉为台吉，阿都巴依为乌库尔台，“总千户长”名称取消。此时，阿都巴依率领所属部移牧青海，游牧于都兰一带。
第三批（1937年10月）：1937年9月，哈萨克部落“乡约”哈斯木（一作葛斯木，买尔克提部落人），因屡盗牲畜，为新疆省府通缉捉拿，入镇西狱，后越狱而逃，同扎衣夫（一作扎依甫，巴扎尔胡力部落人），迫胁所属部233户、1165人（其中哈斯木部10户，50余人），赶着牛羊东迁。行至哈密东南时，扎依夫劫掠乃依曼部落牧主乌木尔泰（一作额默尔特）所属牲畜，并逼其所属部牧民70户、350余人同行，过巴里坤时又诱惑哈拉哈斯部落头目马胡利及其部80户，约400户、2000余人离新入甘。同年11月，扎衣夫部所属牧民向专署呈请委扎衣夫为首领。据有关史料记载，专署遂于是月19日分别加委：
扎衣夫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台吉，住托赖一带。
乌木尔泰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乡约丹枫琼浆，住疏勒河一带幻想刘备传。是年60岁。
马尔旦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乌库尔台。
哈尔木斯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乡约。
马尔海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扎楞。
哈里克巴依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乡约。
土沙克巴依为驻鱼儿红新到哈民乡约。
除此而外，尚有未委任者如：
哈斯木（原籍乌鲁木齐）、通古什巴依（是年70余岁，原藉阿勒泰，人甘后游移托赖一带），另有扎楞孜亚太，原藉阿勒泰土人殿，后迁移巴里坤帝如来，游移入甘后，住鸭儿河一带，是年40余岁。
第四批（1939年2月）：新疆哈萨克族乃蛮部落台吉胡塞因（一作胡萨英，胡沙英等），庞青云1939年2月初率所属部98户、409人东迁，相随者有卡哈巴依部落乌库尔台努尔哈里（一作纳尔哈利，努尔哈利等）所属部374户、1870人，沙布尔巴衣（佳迪克部落台吉，一作沙古尔巴衣）所属部241户、1800多人，阿言卖特（一作阿言别提，瓦克部落乌库尔台）所属部100户、500余人跳舞机教程，苏利坦卡尔夫（一作苏利坦协利夫、苏鲁通希热布，衣铁里部落台吉）所属部100户、500余人，沙拉黑坦（一作沙里赫金，毛勒合部落乌库尔台）所属部140户、700余人，阿布利哈依尔（沙尔巴斯部落扎楞）所属部183户、915人，耶建汉（坚特凯部落头目）所属部125人、625人，共计1360余户、7000余人，数万头牲畜，举家东迁。途经蒙新边境的恩格孜地区，盛世才派空军和陆军截击，天空有飞机跟踪轰炸，地上有钢甲战车追赶。战七、八日，人畜死亡惨重，除一部分截拦回新疆外，余户经安西，至玉门鱼儿红一带，与叶里斯汉汇合。一部分则由胡塞因、沙布尔巴依带领，翻越祁连山游移青海西茶卡、尕斯一带。
据有关资料记载，此四批哈萨克族共计7000余户、3万余人。另有资料记载，从1919年至1939年，相继进入甘肃的哈萨克族人口数为：1919年8户、50余人。1924年41户、150人。1936年113户、565人。1937年517户、2505人。1939年1000户、7000余人，共计1733户，约10270人。
这几批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主要是阿巴合克列衣几部落及部分乃蛮、瓦克等部落的牧民。
哈萨克族离新入甘原因及其它
新疆巴里坤、阿勒泰等地哈萨克族离开新疆东迁入甘，是当时中国西部地区特大的民族迁移事件，曾引起中外有关人士的注目，官方政界以及新闻媒体曾不约而同探究其原因：哈萨克族为什么离开故乡向异地迁移呢？
这一问题，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解放以前，新疆哈萨克族基本处于封建社会形态，生产和生活资料主要由巴依（富户）和部落头人占有，广大贫苦牧民占有牲畜和土地极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然而，国民党政府“视民生调敝而不见，生死交迫而不顾”，一方面利用部落头人压迫剥削牧民绝色双娇2，另一方面又对部分部落头目施加压力，进行经济盘剥，使牧民更趋贫困。
1934年，新疆“四、一二”事变后，军阀盛世才窃取新疆督办之大权。盛氏一上台便大肆排斥捕杀异己，逮捕杀害了 “四.一二”政变的“三杰”，挤走以黄慕松、罗文干为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驻员，杀害了东北抗日联军首领郑润成，又软禁省主席刘文龙，还利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打败了张培元，赶走了两次入新疆的马仲英。为了清除南疆的马木提、马虎山之流，解决东疆的尧乐博斯的军事力量，巩固其刚刚到手的政权，他派军事顾问马里可夫（苏联人）、赵承化亲赴哈萨克族地区收编纠集哈蒙军队，成立边卡队，以抑牧民行动。同时“拟征哈萨克壮丁，并勒令交其枪支”。枪支对于当时的哈萨克牧民来说，可防身、保畜和打猎，对其生活尤为重要，因此视为“第二生命”， 盛世才推行这些政策，对哈萨克牧民刺激很大，遂引起草原骚动不安。与此同时，盛世才还设立地方税局，推行征税政策，确立征收标准及征收办法，由当地头目或派遣人员办理征收，不但加重了牧人的负担，也触及到牧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和经济利益。一些富有牧主为逃避捐税，遂率部东迁，以摆脱“新政”的盘剥。如1936年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部落头目阿都巴依，就是其中一例龙翔都市。他自述入甘原因为“（一）盛督办行新政、兴学校、抽壮丁、索捐税，不堪其苦；（二）为谣传蛊惑。当年哈萨克与马仲英、尧乐博士有关系，迪化方面将不利于哈族，东来避祸”。
1938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了“阴谋暴动案”，以邀请哈萨克部落头目去乌鲁木齐开会名义，将20多名部落头目和牧人扣押起来。有的被杀害，有的关进监狱，引起哈萨克族人民的极大愤慨。1939年10月，缅甸反对党盛世才政府又把准备搬往甘肃的胡达巴依、叶尔米克巴依等18人抓进监狱。后来，草原上又传说盛世才还要逮捕更多的哈萨克人及阿勒泰、塔城一带较有声望的头目，于是哈萨克族草原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叶里斯汉等，就是在这种形势逼迫下离新东迁的。他的父亲艾里甫总管，在巴里坤哈萨克中很有影响。1931年5月，哈密、伊吾两县暴发了以禾加尼亚孜为首的反金树仁运动。巴里坤部分哈萨克牧民也参与了反金斗争。金树仁怀疑这些哈萨克牧民的反金斗争，与艾里甫有关，于是任命盛世才为“东疆剿匪总指挥”，率部队到巴里坤进行剿压活动，并引诱捕杀了艾里甫和108个牧民。叶里斯汉遂与盛氏政府结下杀父之深仇大恨。1933年10月，叶里斯汉邀请各部落头目举行父亲遇害周年祭奠活动，郑重誓言：与盛世才势不两立刘彦池，不共戴天，血战到底。同时决定离新入甘，寻找靠山，壮大力量质子殿下，打败盛世才！
除此而外，当时苏联逃到新疆的哈萨克族富人煽惑说“苏联已经消灭了宗教，新疆如果像苏联一样搞共产主义，搞赤化运动，必定要消灭宗教。有钱的，当头人的都要杀头、关押、撵出国镜……”等等。这些谣言的煽惑和鼓动，无不使哈萨克族部落头目惊慌失措。他们畏惧共产主义来临，唯恐新疆出现苏联“十月革命”式的革命风暴，消灭私有制，触及他们的封建利益。因此，认为新疆已不是伊斯兰教的地方了，应该到信仰伊斯兰教国度去。一些部落头目闻听青海、甘肃的统治者马步芳是伊斯兰教信徒，遂率部东迁甘肃、青海，寻求生存之地。1939年离新入甘的胡塞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他20岁时继任父职为乡约，马仲英入新疆时委为哈萨克营长，率众至吐鲁番，帮助马仲英。1934年，参加“四、一二”大会，盛世才委为台吉。1938年赴迪化参加全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因大会有中共人员参加，会场上又有毛泽东万岁等标语口号，为此大惑不解，加之本人听信谣言，畏怕共产主义，于是，次年2月率部东迁，寻找自由天地。
其次，寻找草场，躲避自然灾害，游移放牧，也是哈萨克族牧民离新入甘的一个因素。哈萨克族牧民自古沿袭着 “天牧方式”，即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根据有关史料分析，除了1925年前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牧民外，1936年至1939年大批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牧民，均与寻找草场无直接关系。
（参考何奇主编的《阿克塞县志》、《阿克塞县概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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